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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秋天,我去北京,正要去孙隆椿老部长家看他,他说在小汤山疗养。我知道小汤山离城区比较远,待我办完事,从宾馆打的,计价器跳到120元才到小汤山疗养院。
风徐徐地吹来,老部长和我选择在一处廊下谈天。他坐下后抬头说,“你来小汤山看我,我心里很感动!”
我被他的“感动”有点弄懵了。我连忙说,我是学朱元璋、朱允炆、朱棣的御医戴思恭,礼部尚书郑沂赞美他“公与人交,久而弥笃”,况且我是个“翻过跟斗”的人,因此对交往更慎重。我心里想,大概小汤山离市区远,亲人和朋友探望他少。
那天,我为他拍了几张照片,然后打的直接去了北京南站返回。
其实,我与孙部长相遇、相识是一种偶然。
1991年,我正在写一个有关针灸铜人的剧本,浙江电影厂郑沂导演认为有一定基础,特地到诸暨找我,认为一旦资金落实就可以筹备拍摄工作。那天读《健康报》,正好见到上面有孙隆椿副部长在落实全国卫生系统“五个一”服务的消息,我头脑发热,把打印稿寄给了他。大约半个月后,他来了信,认为资金可由卫生部下属的医药文化委员会去解决……但由于我工作忙,又怕这怕那,就搁下了。
真正和他第一次见面,是1994年9月21日下午。这次去京金策略,是因为拙作《西施后传》被北京写作学会评为“94北京写作文化节”特等奖,9月20日在北京大兴颁奖。我去了《中国卫生》杂志,见到了周书记、高主编和田主任。在他们的推荐下,叫我去见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孙副部长。
见部长,我有点紧张,又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。我先打的去中央党校探路,路过圆明园;探路结束后我又返回圆明园参观,快到2点钟时再出发到中央党校部长楼。
按时见到孙副部长。我汇报了此次在京领奖的情况,以及已由刘绍棠先生介绍加入中国作协的情况,他的脸泛起慈祥的微笑,咧嘴点头。他嘱咐我不要调出卫生系统,可以在《健康报》或者《中国卫生》杂志名下工作,卫生口的作家很少,我们应该待你们好一点,你可以去搞科研,搞写作,发挥自己的才能……他的话如同甘露滋润我的心田。
孙副部长的嘱咐大大增长了我在生活、写作、工作上的信心。
没几天,中国卫生杂志社发了一个借用我任杂志社浙江办主任的文件。
我在卫生部机关刊工作,实际上有两个身份,因为我是诸暨卫生局的人。
我1996年4月去京,是代表诸暨卫生系统去邀请卫生部领导来参加诸暨市人民医院建院50周年院庆。院庆时间是6月16日。我跑到卫生部,把请卫生部领导的事情请部机关党委周书记帮助。我反复强调诸暨人医是1946年设立的,是老乡蒋鼎文把美国一艘医疗船的设备引入到了这家医院。1951年是浙江省康复第一医院,直接由省厅领导。那天孙副部长没在办公室,周书记与办公厅主任协商,考虑到6月16日是星期天,决定由孙副部长参加,并嘱我,孙副部长一下飞机我就要跟随他,直至上飞机返回。当初想,能请到医政司司长已经不错了,孙副部长能亲自来诸暨,真是太好了。我又请周书记,请他转请陈敏章部长写一幅贺词。果然,20余天后,陈部长写了“重医德精医术,热心为民服务——为诸暨市人民医院建院50周年题”的勉励贺词。
到了6月16日,孙副部长带领周书记、秘书王培舟、王志勇等一行6人来到诸暨。那天西施故里的浣纱江荡起微笑的涟漪,苎萝山的杜鹃花开得特别鲜艳。
孙副部长一行认真察看了医院刚安装的GT、磁共振、直线加速器金策略,又看了病房,认为这时的诸暨市人民医院是全国最好的县级医院,其经济效益和业务量与其他省级医院不分上下。当天晚上8点半,孙副部长要在西子宾馆旁的影院看电影。他说,我读的是地质大学,毕业后一直在野外工作,没时间看电影,而到部里更忙,这次下乡我当作休息。于是我们在南门的影院看了场武侠电影。第二天上午,孙副部长来到卫生局下属的浙江亚东制药公司,完了去了五泄风景区。
孙部长分管的《中国卫生》杂志编辑部,都是一批精兵强将。部机关党委书记兼杂志社法人周凤鸣在1996年底全国卫生会议期间的全国卫生文艺调演时,我在人民大会堂听过他的即兴讲话,真是一篇秀丽的文章,后他又在杂志上发表《记陈敏章部长二三事》,散文式抒情,文字优美,令我们连连点赞;二把手是部文明办主任高老师,他工作认真细心,又撰文又编辑,文武双全。办公室田文军与我年龄差不多,军人出身,父母均是老干部。我们相处得似好兄弟一对,无话不谈。更巧的是他的女儿和我的女儿姓同名又是同一年出生。我在《中国卫生》杂志先后工作11年,我把3位当作良师益友,我在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。
孙部长在任上,听取下面的意见是他的工作方法。1996年12月在召开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期间的全国卫生文艺调演上,浙江省嘉兴二院有一台叫《南湖红船颂》的舞蹈节目,在筛选中央台现场直播节目时,有人说卫生系统应该上救死扶伤的节目。他在路上碰到我,问,你怎么看?我说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从嘉兴南湖红船里划出来的,应该上;至于有不同意见,就当作这次调演是“百花齐放”。26日晚,我在中央台现场,那天节目由赵忠祥、周涛主持,期间《南湖红船颂》顺利地在直播中演出,观众席掌声一片。
孙部长和杂志社3位领导都说,除了做好杂志社本职工作外,还要做好服务。2003年“非典”猖獗,我们在6月号杂志上刊发启事,及时编辑了一本180万字的《众志成城抗非典》全国优秀论文集。
孙部长任卫生部副部长共8个年头。1998年6月,他被全国政协任命为政协科教文卫副主任。这时候在杭州召开的全国会议或杂志社出版卫生思想政治类、医院文化类增刊、书籍,我们也请他参会指导。
有一次,杂志社浙江办出版了一本400万字的有关医院文化的《中国卫生》增刊,他一看,笑着说是一本“大黄页”,有这么多文章一起刊出,足见我们卫生界对医院文化的重视。他同我说,你是“秀才”,但要戒烟,他现身说法自己年轻时也抽烟,一天2盒,但在一次肺炎后医生劝他戒烟,他彻底戒了。那次来杭,考虑到他想调查了解看病贵、看病难,我还特意请了浙江同德医院吴院长作陪。
然而人生没有完美,老部长71岁时,夫人因病去世,他一度沉浸在悲伤之中。这忙坏了在京工作的两位女儿,她们含着悲痛劝导父亲,安慰父亲,轮流陪着父亲。之后,北京市卫生局有一位女处长也退休了,她没有丈夫,母女相依,在热心人的撮合下使他们走到了一起。

孙部长退休后,我每次去北京,常成为他家的客人。一次,我与高老师去探望他,他一定叫我们同去和平里附近一小饭馆吃长江鱼,并说一定要煮汤。饭后他问我长江鱼好吃吗?我说与钱塘江鱼差不多。他哈哈大笑,说你这个人就是要说老家的好!

2017年春天,我和王先生请孙部长和马阿姨到杭州来,我陪老部长在西湖和G20杭州峰会会场散步聊天。
孙部长有3个业余爱好。一是摄影,二是书法,三是搜集《红楼梦》(《石头记》)残本。
他利用出差、出访、考察期间,摄大好河山,出版《世界遗产在中国》等大型摄影集3册。他的书法学过五体,他的行书流畅灵通,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。至于搜集《红楼梦》(《石头记》)残本,我随他在杭州旧书店也找过。他的书房堆了整整半间,前几年,他把这些残本全部捐给了曹雪芹研究会,他大女儿孙美华说,整整装了一大车。

孙部长有三个女儿,大女儿孙美华1990年在深圳考入计生局,担任副局长,后计生局与卫生局合并,又任副局长;他二女儿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工作;小女儿在北京某银行工作。三个女儿齐称赞,马阿姨对老爸体贴入微,照顾得非常周到。
2019年,老部长因病住进了北京医院西厅。我与他几乎断了联系,只有通过马阿姨了解老部长的病情。他两次病危,均以顽强的生命力使病情得到缓解。2025年12月,他突然再发生脑中风和全身衰竭,享年88岁。
一朝沐杏雨,终身念恩师。我去八宝山参加他的遗体告别活动,见到了领导和多部委向他送的花圈金策略,见到了国家卫健委领导为他送别。在亲人目睹最后一面时,我站在他大女儿后面。老部长神态安详,长期的病痛折磨并没有使他的脸部消瘦。满头银发,在强烈的灯光下发着光亮。我轻轻地说:孙部长,一路走好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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